党史学习之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经过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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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必察焉, 恶, 必察焉!!!


铭记历史, 鞭策自己...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一、国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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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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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及方针政策时产生极大影响。

二、国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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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认识和研究,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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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

三、个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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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在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估计错误,认为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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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做了概括性的回答,即: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经过



PART.01


第一阶段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


中心任务



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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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

这两次会议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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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到1968年9月5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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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举行。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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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九大”召开,林彪向大会作报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 




PART.02


第二阶段

从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


中心任务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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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1971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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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使各方面工作有了明显起色,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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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


 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PART.03


第三阶段

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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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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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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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

 同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逝世。

 9月9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

 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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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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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27日至29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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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遭到的严重挫折,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文化大革命 ”持以未曾想见的形式,暴露出当时党和国家在体制、政策、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正如邓小平总结1957年以来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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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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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必须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


必须



 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


必须



 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清除那些欺压人民的腐化变质分子。


必须



 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


必须



 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转自: https://mp.weixin.qq.com/s/NQKGQKXe8FOSFHdfxJI4MQ